北京顺义区夜场KTV公司招聘男模/外场模特-教育委员-+Q:-:4397301:-:底薪5000-10000以上,可日结/周结/月结,详情咨询了解:-:{ 2月25日，万荣县笑话广场。郭玉洁/摄 2025年的正月，在运城市万荣县大礼堂里，一连上演了六天的笑话晚会。没有海报，没有门票，人们互相通知着来到现场，场场满座，笑声、掌声自发地响起来。 这是个能谈笑风生的地方。35年前，就在晋南的这个县城，一场收集笑话的行动开始了。 行动由一些文人展开。《山西日报》记者管喻刚到运城记者站工作，东奔西走，常听到笑话。他热爱民间文化。饭局上，他把笑话关键词记在手心上、衣服的边角上――偷偷地写，以免破坏气氛。20个征集笑话的铜牌挂在运城各县小饭店里，万荣县最多，谁讲一个笑话，可以免费吃一碗羊肉泡，管喻来结账。管喻还在报纸上登广告，公布征集笑话的电话与地址。电话里，有时，对面的人讲出一个笑话，还没等他问一句，一下挂掉了――电话费那时很贵。 2008年，这些流传在民间、“风一样刮过来刮过去”的笑话，最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笑城 进入山西省万荣县城，县界“大门”楹联上挂着“笑城”一词。 在县城的笑话广场上，警务亭打出的电子标语里除了健康、共享，还有：激情、快乐。一位居民说，这些年，县城里笑话元素“不知不觉”变少了，但一些公共厕所里、车站里，都还贴着笑话。 这里有笑话比赛、笑话晚会、笑话点播台、笑林印刷厂。笑话村食府是万荣笑话的起源地谢村附近最大的饭店，饭店的菜单上、墙上都曾经印了笑话。20世纪80年代后，电影放映员郭澄没什么活干了，开始主持乡村的红白喜事，笑话起初作为串场，后来成为正式的节目上演。如今他是全县闻名的笑话明星，出门常被认出来。 当万荣人开始讲笑话，总是要拉开架势。几个经典动作是：身体前倾，右手背使劲儿拍在左手心，跺脚。 “这就是真事儿！”万荣人在讲笑话时常说。管喻模仿起那种激动的神态：“这就是我村的事儿！”“这就是我行（巷）里头的。”如果听的人再不信，或许会说：“实话和你说了吧，这其实就是我屋（家）的事！里面的老太太就是我妈！” 强调真实，是一种自发的表演策略。“一下子把他抓住了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么，你不感兴趣啊？”万荣县城镇中学语文老师、万荣笑话的传承人之一王新栋说。万荣笑话是“无主的”，在生活中“摔打”，大部分不存在创作版权，每个人都可以“添油加醋”。它适合讲而不是读，文字、普通话都会使效果折损。 万荣笑话被认为最早起源于明末清初。笑话的主角曾是掌柜的、地主、长工、秀才、庄稼汉、公社干部。后来变成山里人、农村人、城里人、厂长、局长、县长。起初，笑话来源于主人公没见过镜子，没坐过轿子，没看过戏，不会算账，不识字……后来，笑话又产生于买电扇、用电灯、坐公共汽车、坐火车、看病等生活中。 现代化进程中的时空错位造就大批笑话。 以前，“山里人”不知道怎么邮包裹，小偷说是把包裹绑在电线上。主人公照做，被小偷拿走了，他还暗自高兴“这邮得就是快”！有人第一次见到手电筒，特意等天黑了，照着明回家，却发现不知道怎么关掉，吹不灭，拍不灭，最后想到了好办法：把它埋进粮食囤里！ 再过一些年，电灯的笑话就太老了。故事里的人们赚到了一些钱――来到城里，农民老牛看到热门挂历却没买，因为看上面的女孩穿得少，“比咱村那几年还穷哩！我不想看见人受穷！”一名煤老板的儿子去北京上大学，告诉爸爸，这里同学都对他很友善，只是别人都是坐地铁上学，只有他坐奥迪。那名煤老板赶紧给儿子打去50万元：赶快买个地铁坐坐，“别给我丢人了”。 一些高雅的也被解构了。一名文人来到村里，农民把作协的听成做鞋的，把出版社的听成做木板的，并告诉他们，不需要鞋，但需要打个木板。一人到面馆吃饭，说“来碗新局面”，疑惑“没有这个菜你们写在墙上干啥”？ 大约1999年的一天，时任万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廷玉第一次见到管喻。那时管喻已经出了一本《万荣新笑话》，出版社说想要更多。李廷玉帮忙征集笑话，两个多月，宣传部就收到约600封信件。 “进入笑话王国，谨防笑掉大牙” 那是万荣笑话发展巅峰时期的开始。进入新世纪，40多岁的卫孺牛来到万荣县担任县委书记，提出打造“笑话王国”的构想。他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说，自己生长在与万荣县接壤的临猗县，从小就听过万荣笑话，也知道这里干旱、贫穷，没什么矿产资源，工业与农业发展都受限。“宣传定位，应该是以文化往外打”“带动产业发展”。 他自称，刚到万荣县他性格内敛，一个笑话也不会讲。 但后来在万荣很多人记忆中，他是万荣最会讲笑话的人之一。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80后韩维元记得，万荣县电视台转播或录制的万荣县两会成为热门节目，很多人从热播电视剧换台来看，要听“卫书记说了啥”。韩维元还记得，有时开着会，卫孺牛讲着稿子，突然坐不住了，眼镜一摘，讲自己的话，现场鸦雀无声。 “笑话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资源。”“你难出一个笑话段子让人笑。”“笑太好了。”卫孺牛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说，“咱们过去把笑话看低了”。 1999年，万荣县首届讲笑话大赛上，电影放映员郭澄正在表演。受访者供图 一个“笑话王国”建立起来了。有“笑话机关”“笑话企业”，财政局走廊贴满了笑话，放着“哈哈镜”。几家文化公司研发了笑话挂历、笑话扑克、笑话雨伞，象征万荣逆向思维的倒转手表，表针倒着走。这成为万荣红极一时的外出送礼产品。李廷玉回忆，当时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，要求所有干部会讲笑话，出去招商引资，能打开局面。有人找李廷玉来要笑话书回去学习。 手里一张名片，背面朝上递过去，名片背面印着笑话，卫孺牛回忆起这样的动作。当时，万荣很多公务员都有这样的笑话名片。这样的名片递上去，李廷玉说，“肯定就不一样了”。他向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回忆，笑话的流行给当时万荣人出门办事提供了极大便利，要不然，“你有什么特点啊？” 2003年，时任万荣县县长的武宏文在深圳办了一场“卖笑话”招商引资会，现场卖出了上千套笑话图书和光盘，还签了近两亿的投资意向书。大约2006年，乡镇医生黄泰把一本当地的笑话书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前看几个。因为医院里来了几位外地专家，每天都缠着让他讲笑话。这样的场面在很多普通人身上发生，韩维元日常准备了两个笑话，应对不同场合。 万荣县一位退休干部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回忆，2006年前后，他去上级单位申请经费，到了办公室，他给在场人讲笑话，距离拉近了，“话也才慢慢地说开了”。 2008年，笑话博览园落成，以一个哈哈大笑的脸作为门的造型，姜昆、敬一丹曾经到访。在笑话博览园，有一面万荣笑话墙，印着约一万个笑脸。卫孺牛说，其中很多是他让摄影师从民间收集来的。卫孺牛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说，他当时还有梦想，办一份全国发行的笑话报刊。当时，进入万荣县城的第一个门楼上，挂着这样的楹联：“进入笑话王国，谨防笑掉大牙”。这是李廷玉写的，他记得有人觉得这句话俗，但卫孺牛选了这个。 李廷玉觉得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。他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说：“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，（我们）就是这种观点。” 为了让万荣笑话登上当时的央视热门节目《曲苑杂坛》，李廷玉和其他官员一起来到北京，寻找素不相识的制片人。万荣县特产苹果，当时苹果与笑话联姻，苹果箱里也放着笑话卡片。在苹果成熟前两个月，表面还未被晒红的时候，他们在苹果上贴字，苹果成熟后，能映出：“你好”等字。来到央视，他们扛着两箱苹果上楼，见了面，就对节目组的人讲，这些苹果是怎么来的。 “干旱，贫穷，人还能行。”这是当地很多人记忆中卫孺牛的话。关于干旱，卫孺牛会用这样一个笑话讲出来。万荣的大黄牛出名，但万荣太干，干草多，牛吃不到鲜草，有人说，给牛戴墨镜，干草就变绿了。贫穷藏在这样的笑话里。包产到户之前，万荣一户农民年年吃不饱饭，每年祭灶时都会贴上这样的春联：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”但农民觉得，年年让灶王爷说好事，还是年年吃不饱，索性在某一年贴上这样的对联：“上天去说啥算啥，回来后想咋就咋。” 电影放映员郭澄手机里记录的笑话创作灵感。郭玉洁/摄 “光（是）这对联的笑话，我能给你讲几十个。”卫孺牛说。 2010年，《记者观察》上刊载一篇作家采风游记。作家王西兰记录了与当时的县委书记卫孺牛的交流。有作家疑惑：万荣笑话，怎么全是自我嘲讽？自我揶揄？ 卫孺牛当时说，万荣笑话的特点之一是“自己笑话自己”，骨子里头，万荣人是自卑。“你想，祖祖辈辈连水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喝，连脸都不能干干净净地洗，还能不自卑？还能不苦涩？还能不承认自己的卑微？” “改革开放了，别的地方都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，万荣怎么办？不改变行吗？”“万荣人没有后路只有背水一战，万荣人对改革开放最理解最拥护，万荣人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最迫切。”当时他说。 在万荣有句俗语，“除了死法都是活法”。卫孺牛觉得，正是在过去恶劣的自然环境下，很多万荣人形成了偏执、逆向、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维。他在万荣工作期间感觉到，很多万荣人“想得大”。 县里一个小规模果库，起名华北果库。一家当地滑雪场，起名国际滑雪场。一个小单位领导来找他，说希望当教育局局长，他说，教育局局长已经任命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对方说，他管西半县，我管东半县，看我俩谁管得好。还有一位农民，给水利部部长写信，谋划出北方抗旱建议：从喜马拉雅修一条大渠到内蒙古，通过水分蒸发，增加大气水分含量。 李廷玉记得，那些年，外地人不是觉得他们会讲笑话，而是觉得“你们这些人就很好笑。因为你们这些人说话做事都不一样。因为笑话和你们融为一体了”。 乡土社会 李廷玉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说，那一时期笑话大量涌现与这种背景有关：大量农村人进城打拼，农业社会思维和市场经济思维剧烈碰撞。 当时，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笑话中。孙争在北京打饼子卖切糕做蛋糕，挣下几个钱，穿着一身名牌衣服，戴着彩色眼镜，腰里挂个BP机，撇着洋腔回来了。见了人没别的话，一口一个北京好，北京什么都好。北京的茅房是香的――洒香水呀！北京发糕是甜的――起码搅一半白糖。村里人都说他：烧包！ 万荣笑话的主角是农民，笑话里的城市，也大多是透过乡村的视角打量。 最早，万荣笑话发源在一棵乡村的柳槐树下。 柳槐树在万荣县荣河镇谢村，这是一个曾有9000多人的大自然村，处在交通要道上。柳槐树正处在人流汇聚的中心，拉煤的，贩盐的，弹棉花的，小商贩南来北往。在柳槐树下，“谝（方言，指闲聊）”笑话是日常，“谝着谝着这谢村挣（方言，此处指一些充满傻气的笑话）就出来了。”如今村中几个70多岁的老人在一起回忆。 时间长了，这个交通要道上的村子以笑话闻名。那些真假参半的傻人傻事，都被安在谢村人头上，成为耻辱，甚至引发过青少年间的群架。 2月24日，75岁的薛两省在谢村，他是谢村最会讲笑话的几个人之一。郭玉洁/摄 半个世纪中，人们对笑话的态度几经变化。20世纪80年代，有文人来到村中采访，收集笑话，曾被人骂出去。薛两省曾任谢村村支书，他记得有人把谢村笑话收集起来，登在报纸上，他们很生气，要求报纸公开道歉，恢复名誉。新世纪，政府开始开发笑话，讲笑话“慢慢地”变成好事。万荣县建设笑话博览园时，因为选址不在谢村，而在景区，谢村人也曾提出意见。 漫长的时间冲刷了笑话中或褒或贬的色彩，如今讲笑话本身成为一种景观。村中偶尔有外地的学者、学生来访，了解笑话的事。每次来人调查笑话，老人就把这些笑话讲一遍。 “胡谝，热闹一个。”从薛两省充满激情的表演中，能看出他并不觉得乏味。他模仿着他幼年时村中一位“老汉”讲笑话。连带着那些笑话表演中的语气、停顿、转折也被努力复原。这位老汉可以从来访者一句话，一块手表，现场编出一个笑话，讲着讲着“就把你骂了”。上学的小孩经常在他家门口聚集，听着笑话，以至于迟到。在那个谢村人以笑话为耻的年代，这位老汉为流传的“谢村72挣”笑话“正名”，曾告诉他们，这是和孙悟空72变一样的好东西。 如今，随着经济中心转移和城镇化进程，谢村变得安静，柳槐树被围栏保护起来。冬天尤其安静。 近10年的社会生活，在口口相传的万荣笑话段子中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旭对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说，这并不奇怪，万荣笑话作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学，产生的背景就是乡土社会、熟人社会，之所以成为一种“遗产”，也是因为那种生活流失了。她说，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一个理念，不再强调它（这种文化）是伟大的优秀的，而是强调它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。 王旭2014年来到谢村做博士论文调研，当地人带她来到“懒汉坡”，是过去村民去地里劳动的必经之路、三岔路口，很多笑话在这里发生，村民劳动之余，也常常在这聚集“谝”笑话。但这种场景也成为历史。 笑话在变化 大约2011年后，万荣笑话逐渐进入发展的平静期。乡土之外，还有喜剧。太原的80后脱口秀演员徐飞常在线下演出，他观察，本地线下脱口秀演出中，乡土话题很少。 新时代的流行笑话属于都市。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,在小剧场和新空间演出中，脱口秀（单口喜剧）演出场次和票房上升幅度最大，分别上升53%和48%。《笑在生长》这本书中，复旦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崔迪说，脱口秀的内容和背后的价值观都具有明显的都市性。 笑果文化创始人叶烽则分析：“相声以前为什么过不了长江？二人转为什么出不了山海关？因为背景和语境不同，因为笑点的产生是基于人们的共同认知。”“现在，为什么脱口秀从南到北都可以？因为互联网时代拉平了语言体系、拉平了语境。” 万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国钦也听着笑话长大。有一天，他看着央视播放的唐朝诗人纪录片，想到：万荣笑话就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，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。“适合当时那个笑话酝酿的土壤应当是比较淡薄了吧，或者是笑话过去，笑话又迎来了新时代。” 2月25日，李秀霞在直播间和粉丝打招呼。郭玉洁/摄 参加万荣笑话剧表演的李秀霞40多岁，2019年之前，当地笑话艺术团每年都有一个多月下乡演出，后来活动越来越少。她找了别的谋生路子，现在在网上卖驼奶粉。她的短视频账号以万荣笑话剧中的角色命名，坚持每天晚上8点直播。但是，这更像是一场典型的带货直播，弹幕里偶尔有人说：讲个笑话。讲笑话和唱戏，是这场带货直播的调剂。 2023年，万荣县委宣传部和文旅局在县城办了一场笑话比赛，希望能发现新的人才，但结果不理想，报名不算踊跃，段子内容也老套。万荣县上一次举办这种笑话比赛还是2000年年初。袁国钦能理解这种现实，“现在办唐诗大赛，能办得过唐朝吗？” 这场笑话比赛，谢村的薛两省被熟人拉着，怀着“热闹热闹”的心情去了。非遗传承人王新栋临时被拉去参赛，想了一个爱人告诉他的故事。一个卖筐子的农民，总是喊着这样的叫卖口号：三八二十三。指的是3个筐子卖23元。很多人觉得他傻，笑他，传开了，久而久之，很多人便被吸引过来，买他的筐子。一次有人问他，你是不是不会算数？老汉说：“三八二十三，你别把我当憨憨，我为多卖货，你为少掏钱。”这则笑话被评委认为是典型的万荣笑话，来源于生活，且包含着万荣人的气质，大智若愚。但在万荣之外，这难说是一个能引起大笑的喜剧。 王新栋回忆起一个万荣笑话的巅峰时刻。当时，两位万荣笑话的当地明星在同一天登上央视的两个节目。很多人守着电视看。但王新栋记得，他有点失望。“用万荣方言讲出来才非常可笑。”“不土不洋的”，情节也不是那么好笑了。 徐飞看了一些万荣笑话段子，“大部分感觉都笑不出来，共情的少”。另一位生长在山西的脱口秀演员张煜是个00后。她说，她发觉自己与上一辈人在喜剧上的审美差异是，父母更喜欢看那些身边的、熟悉的故事，而她更喜欢看各行各业的人讲自己的生活，新奇的、新鲜的。她从去年开始讲脱口秀，一次带父母去看现场，父母说，“挺好的，只是我们老了。” 2月23日，万荣笑话非遗传承人解放葬礼上，乐队在等待表演。郭玉洁/摄 但她也觉得，喜剧总归是相似的，喜剧是一个“乌托邦”。她喜欢即兴喜剧，其中有个重要概念是“YES AND”，即，无论一人说些什么莫名其妙、光怪陆离的想法，搭档都会顺着这个设定往下说，“没关系”。中学时她经历过校园霸凌，也是那时爱上喜剧，“我只要大声笑，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忘掉。” 她觉得，万荣笑话中最难得的，是它所昭示的那种生活方式，以幽默化解问题。从这个角度讲，“我们现在脱口秀何尝又不是一种……对于他们（的）那种传承方式呢？” “我们的演出没有托” 2025年2月下旬，和万荣笑话有关的人们，因为一场葬礼见面了。万荣笑话唯一一位国家级传承人解放去世了，享年90岁。在大家记忆中，这是一位颇有老派知识分子风骨的老人，做记者、编辑，修志，一辈子清贫、认真。他不太会讲笑话，但是第一个大胆将民间笑话写入县志的人。 白纸上写的悼词里，写着他对笑话发展的贡献。“笑话刊印发行广，万荣精神挣发扬。”葬礼上，民俗表演大约持续了两小时。村中的助葬乐队之后，是逝者家属请来的非遗表演乐队，表演中鼓声和唢呐声震天，唱关于黄河的歌谣。在万荣一些黄河边的村镇，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”只是字面含义。黄河的多次改道，带来多次洪水泛滥。但这样的事也能被讲在某个笑话的“铺垫”中――黄河发了大水，靠河滩几个村的人，争先恐后下河捞炭、捞木料、猪羊、骡马。 葬礼上，村里的老人孩子聚集在一起。一群老人在墙根晒太阳，小孩们到处奔跑。男人们聚在一起互相递烟，笑着。一位村民说，现在大家聚在一起闲聊的机会也少了。宴席上，郭澄和朋友们又讲起笑话。郭澄说，面对生死，最好的状态是：“快快乐乐活着，利利洒洒走着。” 他说，中学时学课文，读过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觉得这是在讽刺中国人的性格。如今他60多岁了，却感觉阿Q精神也不能丢。“（如果）一个200斤的人打你50斤的人，又能怎么办？”他说。 万荣笑话起源地谢村附近的饭店，开了约20年。郭玉洁/摄 “只要把这个思想‘圆’了就行了。”生活中，儿女学习不好，没找到好工作，他庆幸他们离家近，如果有出息，那就是“给国家培养的”。遇到委屈的事，他吃点小亏调侃过去，“你还能跟人家打官司呀？” 他说自己性格不强势。“这些坎儿，通过笑话、笑料，自嘲，把心态调整好，自己不生气，不生气不得病，就健康，平安。”他说。 年轻的脱口秀演员张煜也从万荣笑话中看到当地人“接受现实、拥抱现实的一种自由”。她说，这不是权利或义务，是“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自由”。 在万荣县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讲笑话的人越来越少。但喜剧还存在于一些人心里。2023年的笑话比赛，医生黄泰从熟人那听说了，他报名参赛。第一次表演效果不好，他不服气，去请教评委，又上去重新讲了一次，最后进入复赛。他可以背诵出马三立经典相声《相声的魅力》的所有台词。尤其是那段多次重复的对白：“相声就有这么大作用？”“这有啥啊，相声的作用大着呢！” 这几年，电影放映员郭澄开始在短视频平台拍摄自己新讲的笑话。没什么收入，他尝试接过广告，又因视频时长达不到平台要求作罢。“爱好。”笑话从生活变成事业，最后又回到生活。他把朋友牛娃编进笑话，形成“牛娃”系列。手机上，他记录着那些写笑话的灵感，100多条了。最近的一条灵感中，他写道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些晚会为了节目效果，专门安排了一些人拍手“大笑”，一种新型职业――托！ 郭澄给这条备忘录起的标题是――“我们的演出没有托”。 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}